祝亚伟同志的讲话摘要

    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去年工作，交流工作经验，部署今年工作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推进动我市“三社”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去年的工作怎么看

    对于去年的工作，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一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全市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二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市委、市政府连续四年把“三社”建设列为市领导重点调研课题，在调研基础上加强成果转化，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率先在全省形成了较为完善、富有特色的“三社”发展政策体系。三是探索了一套方法。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和结合点。比如我们建立的“三社”建设创新工作观察点制度，通过这些观察点的推进，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面上工作的开展。还有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专门从上海引入一家组织来帮助我们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四是初步打造了一批品牌。刚才的社会组织培育的成就展示大家都很有感受，名称也非常个性化，有生活的色彩在里面，我觉得正是这“四个一”初步形成了我们嘉兴的品牌，扩大了嘉兴的影响。

    去年民政部的会议在我市召开，有20多个地方到嘉兴来交流，说明嘉兴的“三社”工作在全省、在全国都处于领先的地位，这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尤其是各条线上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市委、市政府也是满意的，在这里对于同志们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借助这些东西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工作。我个人也觉得在去年一年工作当中，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社工委发挥作用，各级各部门的配合固然是重要的，但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总结。第一前提是谋。去年的“三社”工作有了许多实质性的推进，关键是抓了思路的谋划，把“三社”工作放在全市整个工作大局中考虑，有总体的思路、具体的目标，所以去年的“三社”工作有新的突破，也很有成效。如果没有整体的谋划，这些工作我们也可以做，但可能就是把上面一些号召、精神简单贯彻一下，不一定能做成嘉兴特色。第二基础在策。去年我们各项工作能够进一步深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出台了一大批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引导，使得这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第三实质在动。任何一项工作仅仅有想法是不够的，有理念也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动。这个动一是体现在部门联动上，如果没有部门相互间配合是很难推进的；二是体现在上下联动上，从市到县（市、区）到街道、社区，大家真正动起来了；三是体现在基层的推动上，把基层的积极性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调动起来。第四关键在人。我们要有一批热心于这项工作的干部，还要有专业化的队伍，刚才展示的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的四家社会组织，其实这个就是通过专业化的队伍引导做起来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集中起来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对“三社”建设的认识有待深化，总的看对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等比较熟悉，而对社会工作比较陌生，对“三社”建设研究不够深入、不够支持，导致全市工作面上不够平衡。二是“三社”作用尚末有效发挥，有的同志认为“三社”工作就是行政机关向基层去延伸，这样也使得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如果把“三社”组织作为政府机构的延伸，接下来的“三社”工作会走入误区。三是“三社”政策研究和真正落地还有差距，尽管出台了一大批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还是粗放的，随着工作的深入，有些政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同时出台的政策也需要进一步的落地，真正发挥政策的效应。四是有的地方危机意识和创新意识不够。

    二、做好今年和今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重点方面

    一要更加自觉地把“三社”工作摆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间去考虑去谋划去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三社”建设进行了全面阐述，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昨天市政府召开的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能够放的权力都要放，把门槛降低，提高办事效率，不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都要放下去，政府部门减政放权工作也必须要做。总之，“三社”建设要从嘉兴经济社会发展，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从“三城一市”的定位来进行谋划，始终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

    二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现代社会管理理念。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是做群众的工作，必须把社工委工作和推进“三社”建设主动融入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和谋划。要努力增强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亲和力与实效性，实现“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的良好局面。

    三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三社”互动发展与“三社”自我发展的关系。“三社”互动发展和自我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互动发展是自我发展的创新途径和动力来源，自我发展是互动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条件，推动“三社”互动发展是我市近年来致力打造的一个工作品牌，核心理念就要通过掌握和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实现“三社”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形成“三社”建设服务我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三、对于今年的工作，要力争在五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是力争在拓展服务功能上有新突破，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服务的四级网络。社区离百姓最近，它是群众感知党和政府政策的前台。要以居务、政务、服务“三务协同”为路径，重点建立和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服务中心（站）为依托，驻社区单位和社区社团协同配合，社区家庭和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四级社区服务管理体系。一方面，需要我们做强做大96345社区求助服务中心，打造“信息平台+加盟企业+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服务模式，另一方面，要以“三社”创新项目大力推进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今年各地要着重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促进社区工作社工化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为政府拾遗补缺服务居民，以社会工作的方法来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二是力争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上有新突破，进一步健全社会组织的孵化平台。“三社”互动的重要内容就是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连接各个社会单元的重要纽带，是加强“三社”建设，实现互动发展的有效手段。按照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我国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重点就是要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国家已明确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并要求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我们要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力度。

    三是力争在推动社区职能回归上有新突破，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自治参与水平。社区、社会组织不是政府机构的延伸，所以它要体现它的自治和自主，但在现实生活中村（居）民委员会却承担了大量行政管理职能。今后一段时间要在认真研究社区组织去“行政化”，努力推动社区职能的回归上有突破。要认真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项措施，通过建立健全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和议事协商等制度以及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深入开展民情恳谈、事务协调、成效评议和听证等活动，建立健全重大公共决策社会组织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全力推进和全程督促“三社”建设创新项目的实施。

    四是力争在激励培养上有新突破，进一步强化社工人才的支撑保障。“三社”建设发展的关键在人，在于专业社工队伍的培养和使用。我市有各类持证社工1358人，社区工作者6418人，这都是”三社”建设的重要的力量，特别是作为国家第六类主体人才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要围绕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内容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加快“三社”建设与互动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加大教育培训和使用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鼓励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推行社会工作人才职业资格认证、执业资格和职称制度，制定配套政策，规范社工岗位设置、从业标准、薪酬待遇、考核评价和权益保护机制，要让他们有干头、有盼头、有奔头。要进一步拓展社工委委员单位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社区建设、老年人服务、学校、医院、失独家庭等领域开展专业社工服务，还要认真研究设置一批专业社会工作岗位。

    五是力争在放大“三社”政府资金效用上有新突破，进一步创新公益性服务的供需对接。促进公益服务供需对接是加快“三社”建设与互动发展的内在要求。要积极借鉴公益创投项目的做法，创新公益性服务的项目征集、分类、招标、购买等的供需对接，凝聚政府、企业、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实现“为想花钱做公益的人找项目，为有公益项目的人找资金”的目标。要构筑公益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努力将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打造成社会项目的招投标中心，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吸引社会组织公开竞标，让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机构来做政府不便做不能做或做不好的事情，加快从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制定完善公益服务配套举措，借鉴宁波公益创投的做法，着眼于“为社会公益资金找渠道”，通过全方位、全开放、全透明的公益服务，增进社会供需双方的直接联系，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让企业、团体、组织和个人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吸引更多的公益资金投入到社会事业建设中来。要发挥好政府资金效用，健全政府购买社会公益服务的机制，科学规划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重点领域，建立规范的程序和制度，逐步实现从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向政府通过购买间接提供服务转变。